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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罗斯疫情百日亲历:比病毒更可怕的,可能是凋敝的经济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 邓雅蔓 | 北京报道

在留学生武婧雅眼中,近期北京新发地市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引发的惊慌,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确诊病例每日新增300余例下人们的平静,形成了反差。

如今,东亚和西欧的疫情势头已经逐渐消退,排在全球病例数量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、俄罗斯和巴西。54万多的总确诊病例,持续一个月、约一万例的日增长数量,俄罗斯的疫情不可谓不严峻。今年4月,中俄边境口岸绥芬河告急,俄罗斯输入病例一度成为中国新增病例的最重要来源。

从3月关闭所有边境、颁布居家隔离令,到6月逐步解除隔离、恢复正常经济生活,身处俄罗斯的武婧雅用100多篇日记记录下了自己在俄罗斯的观察与思考。

在这三个多月中,俄罗斯的普通民众经历了什么?确诊病例何以高居全球第二?6月以来俄罗斯全国每日仍有超过8000例确诊病例在增长,为何选择解除“隔离令”?

以下是对武婧雅的日记梳理。

“俄罗斯封锁边境那天,我第一次戴上口罩”

一开始,俄罗斯的措施显得十分强硬果断。2月20日,俄罗斯宣布禁止中国公民入境,那些回家过春节的中国同学只好暂时搁置学业。3月18日,俄罗斯宣布禁止所有外国公民入境,并在莫斯科郊外修建起叫做“新冠疫情遏制中心”的专门医院,为接下来可能的爆发做好准备。

此时,俄罗斯国内的感染病例还未破百,一半在莫斯科,圣彼得堡仅有9例。俄罗斯的地广人稀和政府初期的果断措施让我觉得,应该问题不大。

身边的氛围也一片祥和,在我居住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中国留学生宿舍,舍友们照例该出去玩就出去玩,该看病就看病,还有趁着卢布大跌四处看房准备买房的。

但很快,疫情的发展超乎想象。3月30日,俄罗斯宣布封锁所有边境口岸。

那一天,我第一次戴上了口罩。我没去药店买口罩,因为知道去了也买不到,早在2月初国内疫情爆发的时候,圣彼得堡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支援武汉志愿组织,挨家药店扫荡,几乎把圣彼得堡的口罩都买光捐给武汉了。现在能买到的口罩大多是中国人囤的货。

5月开始在俄罗斯地铁站口售卖的口罩

5月开始在俄罗斯地铁站口售卖的口罩

最终,我跟一个开奶茶店的中国人买了一包5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,28卢布一个,大约折合人民币3元一个。我戴上口罩走到街上,心里还觉得没必要戴口罩的,因为俄罗斯大街上真的人烟稀少,我只是想看看路人的反应。一切正常,没有人多看我一眼。

超市里的卫生纸和意面货架也空了,我第一次点外卖,虽然俄罗斯的外卖小哥确实是走路送外卖的,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慢,半小时就到了。外卖员戴了口罩。

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开始禁止50人以上的公共活动。圣彼得堡公布了一个定点医院名单,市民可以去名单上的医院免费做新冠病毒检测。打开新闻,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已经成功遏制了新冠病毒在俄罗斯的大规模扩散,疫情完全在掌控之中,大家不要相信关于疫情大规模传播的谣言。

全民带薪休假的居家隔离生活

3月28日,普京宣布全国带薪休假一周,并称将在3个月内战胜疫情。一周还没结束,又宣布带薪休假延长至4月30日,后来一延再延,一直延续到5月12日。

3月底,俄罗斯开始实行居家隔离制度,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离开家门:寻求紧急医疗服务;在住宅附近的商店和药店购物;倒垃圾;在住宅100米范围内遛狗。

商店、餐饮业、公共活动场所纷纷停止营业。4月12日开始,疫情中心莫斯科开始推行“数字通行证制度”,出行需要在网上申请电子码。

新闻里的措施是如此,但身边的感受完全是另一番模样。尽管新闻上总在写着因违反隔离制度而进行了多少卢布的罚款,而身边却鲜见警察。室友在四月初去邮局取快递,回来告诉我:“天气真好,阳光晒在脸上暖融融的,很多人在路边野餐,还有情侣当街接吻。不过邮局还好,工作人员都戴了口罩,还设了一米线。”

这时,俄罗斯的确诊病例已经破万,单日增长超过一千。

出门回来第三天,室友觉得自己发烧了,害怕得不得了,立刻预约了一个上门新冠病毒检测。第二天下午五点多,医生上门来了,穿着防护服,背着小药箱。她给室友测了体温、听诊、测血氧,温柔地告诉她:“一切正常,不要紧张,你的状态非常好,也没有发烧。”

然后,医生让室友张开嘴,用一个小木片在她嘴里挂了一下,打开装试剂的小塑料瓶,在里面蘸了蘸,然后在瓶上写了姓名,把小瓶装回了塑料袋,塑料袋里有大概十几个三角形小塑料瓶,最后填表登记。全部过程花了大概20分钟,花费了8000卢布。

由于检测人数过多,检测结果一周之后才出来。幸好,是阴性。

随着俄罗斯的确诊病例数过万,我每天一边刷着直线增长的病例数据,一边看着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闻。确诊病人从医院出逃,警卫追不上,然后“下落不明”,这样的新闻我起码看到过5次。宗教仪式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矛盾也令人无奈:喀山大教堂的信众排队亲吻圣物,而在市政府下令关闭教堂时,圣彼得堡东正教教会还打算把政府告上法庭,称政府的规定违背了宪法里“宗教信仰自由”原则。

4月30日,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确诊感染。“尊敬的总统先生晚上好,我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。”在和普京的连线会议上,米舒斯京对着电视宣布了这个消息。只见普京面色阴沉,叹一口气,用笔在面前做记录的纸上使劲画了个圈圈。

所有这些新闻带给我的唯一念头就是:坚决不能走出宿舍门。

比病毒更可怕的,可能是长期凋敝的经济

5月3日起,俄罗斯的日增长确诊病例持续过万。地铁站的自动售卖机开始出售医用口罩和一次性手套,口罩和手套成了每个人的常备物资。

中国驻俄大使馆开始给留学生发健康包,不住在宿舍的学生的健康包邮寄到自提点。我陪室友去附近的自提点——一家中餐馆取健康包,中餐馆已经暂停营业了,门口摆了张桌子登记发放。健康包里有两个N95口罩、2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、一包消毒湿巾和两盒连花清瘟胶囊。

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开始凸显出来。我身边有两位打工的朋友失业了。一位是我的语言预科班上的中国同学,他在一家中餐馆打工,而中餐馆随着大批回国过春节的中国留学生滞留在国内而倒闭了。另一位是一个白俄罗斯朋友,他刚刚辞掉送快递的工作,打算去餐馆当厨师,实习已经通过了,但一夜之间餐馆全部停止营业,他只好又去超市送外卖。

在普京5月发表的一个多小时的电视讲话中,只有几句话涉及让大家对自己和他人负责,呼吁大家待在家里,其余内容都是在讲各种补助措施,比如享有福利的人,福利自动延期,失业金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,暂停企业破产惩罚金之类。

有人在路边支起帐篷为疫情期间经济困难的人提供免费食物,大规模人群聚集,导致被拘捕。我想,对于俄罗斯来说,比病毒更可怕的,可能是长期凋敝的经济。

生活需要重启。既然不可能彻底关住大家,那再这么继续耗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。再不恢复生产,恐怕人们的生活将难以为继。

但抗疫仿佛已经陷入了僵局,截至6月中旬,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稳定在日增8000例左右。

人们慢慢习惯了数据每天的平稳增长,却仿佛已经忘记了病毒的存在。打开电视,每个台的右上角都提醒着“待在家里”“保护自己”,普京在一场又一场视频会议中讲话:“情况依然严峻,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”;换个台新闻在播报卫星地图显示的当日隔离指数:“大街上有很多人”;再换一个台,嘉宾们在节目中争吵,到底有没有必要居家隔离;下一个台,娱乐节目里人们欢歌笑语。

 

“病毒来了,治就是了”

6月初,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生活开始重启,自我隔离制度取消了。三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走进市中心,涅瓦大街上的年轻人换了夏装,比三个月前更加生气勃勃,街头艺人的吉他和手风琴依然悠扬。

冬宫广场上听歌手唱歌的人们

冬宫广场上听歌手唱歌的人们

街头几乎没有人戴口罩,即使戴,也大多是挂在下巴上,只有我和室友两个中国人,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和手套,像是从哪儿穿越过来的。部分商店开了门,ZARA门口拍着长队,每次只能往店里放三五个人。麦当劳和汉堡王在营业,但不能进店,只能在门口的小桌前点餐。走进化妆品店,店员先示意,要用门口桌上的消毒液给手消毒才能进店。大型超市里反复播放着“请大家使用个人防护用具,佩戴口罩,自觉保持距离”的广播。

即便在地铁里,戴口罩的比例也不是很高

即便在地铁里,戴口罩的比例也不是很高

改变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,人们习惯了网课和远程办公,习惯了一米线,习惯了在店门口点餐,习惯了随身揣着口罩和手套,在要求佩戴的地方戴上,也习惯了电视里广播里每天播报的病例数据。 

喀山大教堂在地上为人们画了距离线

喀山大教堂在地上为人们画了距离线

人们与病毒共存在这个国度,也许哪天病毒降临到自己身上,那——治就是了。这也慢慢成了我现在对待病毒的态度。

6月19日,我在上网课时,得知我的大学老师和她的老公被确诊了新冠肺炎。我听了心里一沉,她却好像并不太担心。

“还是少出去溜达吧。”上网课时,她笑着对我们说。我笑不出来,很严肃地问老师:不看医生吗,她说医生说给她打电话,但是一直没打。

“不吃药吗?”我问老师。

“吃药没效果,我老公说还是果汁管用。”老师回答。

俄罗斯人对于新冠肺炎或者说“死亡”的无畏和达观令我印象深刻。在3个多月的居家隔离期间,我没有在媒体上看到过医疗资源饱和、病人无处收治的消息,反而见到了因酗酒导致的死亡率飙升的新闻。

看着街头的人流量似乎要超过了疫情发生前,我有些心惊肉跳。

6月11日,我在俄罗斯当地的媒体报道中看到一则消息:莫斯科大规模的免费普测显示,17.4%的居民已具有新冠病毒抗体。

责编 | 吕江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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